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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万里之遥，瞬息即至。我们都已经很难想象到人类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期，各自困囿在一片狭窄的地域里，老死不相往来。
考察这段历史的研究岂止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几乎每一个可能性都曾经被发掘过。最大的学术赢家，无非是经济、宗教和政治。但是，这些原因都难以充足说明欧洲的出走冲动和征服能力。欧洲对于东方的物质需求的确是动因，但是中国也长期通过丝绸之路与欧洲贸易，为什么不曾有探险冲动？中国的海岸线也很长，为什么就没有发展出强大的海军和航海？基督教的确是有传教热情的，但是唐朝的鉴真和尚也曾东渡传教，而且大乘佛教的确是有传教热情的，为什么印度也没有冲动？15世纪当探险家们出发的时候，欧洲总体也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中，为什么他们愿意资助探险？当麦哲伦到达美洲的时候，美洲土著中也有大量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为什么欧洲人能够征服他们？而中国如此强大、延续性如此悠久、长期在内外战争中浸*的君主国，为什么也会被欧洲的那些蕞尔小邦打败征服？
故而，以上的那些人文学基础之上的答案，都难免有着先天的缺陷。
尽管有许多人更愿意以人种的优劣，文明的高低或者政治的高下来说明问题，戴蒙德却坚持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指出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文明的兴亡，更多地取决于其命定的自然环境，以及其与自然之间的相互消长。这是一种“地理决定论”，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这是迄今为止惟一能够令人信服而自足的理论。
戴蒙德虽然经常提到中国，但是三本著作中除了《崩溃》有一个专章之外，并无系统的论述。因此，我只能尝试以戴蒙德的理论，比较欧洲与中国的遭遇，寻找可能性的答案。
地理决定论的第一个因素是地理地形。我在以前的专栏中曾经提到，欧洲是一个破碎的地形，破碎的海岸线。而欧洲内陆的地形，也非常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历史上除了南欧的罗马与一些外来政权之外，欧洲历来没有统一传统。
但是中国所处的亚洲东部，则是一个大陆岛，三面环山，一面靠海。而在大陆上，乃是平缓起伏的连续性地形，易于形成统一体。因此，中国形成了分久必合的传统，统一的冲动是内在的。
破碎地形形成民族与国家的分割。狭小的区域难以给一个国家提供充足的发展资源，于是贸易成为一种必然性。当欧洲内部的贸易形成瓶颈之后，扩张冲动自然产生。欧洲探索新大陆的原初需求，是贸易冲动而非征服冲动。
中国则不同，由北至南的连续耕作区和大陆内部的丰富资源，以及对外交通的难度，都使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一种内向型哲学与政治。在中国历史上，获得统一而不是对外征战，是王朝的主流思想。防御形军事战略也从来都是正道。缺乏贸易动力与扩张冲动，几乎是地理地形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因素是动植物资源。在征服新大陆的过程之中，欧洲真正进入美洲的殖民者及军人，数量十分有限。而整个美洲有着几千万文明水平甚高的土著，为什么最终以欧洲人消灭了土著而告终？戴蒙德的证据是新大陆根本缺乏可以驯服的粮食资源，因此，美洲一直停留在狩猎——采集型社会形态之中，无论其政治制度是怎样的。而欧洲很早就进入了小麦时代，农耕是主要的社会生产方式。农耕社会以及航海贸易的双重作用，使欧洲人拥有了更多的战争和武器。
从动物资源上来说，在人类从白令海峡冰封期进入美洲不久之后，整个美洲的大型哺乳类动物多数都消失了。美洲仅有小型动物，以及无法驯服的少数大型动物。因此，其战争形态一直停留在较为简单的人力上。而欧洲早期历史中，马就是最主要的战争和运输工具。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战马是获胜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此外的“竞争”资源是病菌。美洲大陆一直在一个封闭型的生态形态之中，没有农业社会所形成的大量病菌。欧洲人进入新大陆之后，缺乏免疫力的土著大量死亡：事实上死于欧洲人所传染的疾病的土著，要大大地高于因为战争而死亡的人数。
中国呢？当然，中国也是较早进入农耕社会的国家之一。因此，它也迅速地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政治制度。动物资源也并不少于欧洲，战马也较早进入战争。
不过，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对决，却并非取决于动植物资源，而仍然是上一个问题的延续。欧洲在海岸线争霸的过程之中，形成了强大的海军传统。但中国基本上没有海军传统。在其周边，历史上除了日本稍有海上威胁之外，所有的战争威胁，都来自于游牧民族的骑兵或步兵。在最初中国与欧洲的战争之中，几乎都是以海岸线战争失败而告终的。海军的发展当然并非仅仅是否拥有足够的吨位或者炮火，还包括了传统、训练和战略思想。中国的海军既然缺乏足够的历史和训练，失败是必然的。
第三个因素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什么美洲缺乏大型动物可供驯养？事实上，在人类进入美洲之前，从北至南都有大量的动物。但是这些动物在人类到达他们的“新世界”之后的1000年时间里，80-90%就灭绝了。戴蒙德认为，就是这些原始美洲土著吃灭绝了这些动物。也就是说，美洲人吃掉了自己的前途，使他们遇见欧洲人的时候，缺乏足够的战争工具来应对。
这一点对中国鸦片战争前与欧洲竞争态势有没有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心理机制问题。欧洲人一直是处在资源匮乏与贸易主义的驱动之中的。因此，他们对于外界的索求冲动一直存在。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也是最早期的“全球化”试验。这种心理机制就是只有通过与外界之间的互动，战争或贸易，才能获得生存空间。
而中国的心理机制与欧洲几乎相反。“天朝上国”的优越性，来自于资源的充足，因此，最重要的是开发中国内在的自然资源潜力。从军事角度来说，中国核心地区的畜力，多数用于生产而非战争，战马主要依靠游牧地区或民族。其心理机制是抑战与精致化。
遥望地理决定论所形成的历史，似乎我们惟有一声叹息。地理大发现之前的世界，乃是一个各自隔绝的世界，民族前途的决定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命运在东西方相遇之前的几千年，甚至人类从非洲出发，各自定居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宿命了。
然而，我想更多生发的是，中国今天依然困在地理决定论的牢笼之中。
其一是我们仍然秉持着独成一体的政治体系。中国历史的确曾经被大陆岛的现实所决定，但历史已经跨越了那个阶段。政治系统的进化有赖于与其它国家之间的互动，欧洲的政治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似乎仍然在大陆岛之中，在自己的本能之中发展。
其二是我们缺乏与周边的良性互动。欧洲国家的早期历史的确是竞争性的。但是在整个地理大发现与其后对全球的扩张之中，欧洲国家彼此之间有着长期的互动。在和平的环境之中，美国与欧洲已经形成了从意识形态到利益行为上的同盟。而中国显然也还在大陆岛之中，尚不必讲与欧洲、美洲的良性互动，连周边的日本、越南、俄罗斯都长期处在相互猜疑与争斗之中，如何形成声气相通的盟友？
现在的全球化已经完全异于地理大发现时的掠夺式和杀害式全球化，但仍然在贸易主义的大纛之下。地理决定论可以是一个拖延发展的因素，却早已不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个民族的前景，不应当在地理决定论的阴影之下自发的生灭，而确需拥抱贸易主义所带来的全球资源大挪移，从而为自己获得最佳的发展资源和制度配置。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走出大陆岛，发现新世界。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编辑：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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