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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一、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1.生产

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集体。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他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

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例如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

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

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这个民族的主要任务还不是维护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时候达到的。

他们说要说的是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趁机当做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以及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系。总应该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

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

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2.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

肤浅的表象是：生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他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在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

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

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占统治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个人的偶然的规定性来中介。

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数量）；交换决定个人拿分配给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产品。

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

生产和消费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第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这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费完全一样。第二、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称做生产的消费。

提出生产的收费这个规定，只是为了把与生产同一的消费跟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区别开来。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原来意义上的消费。

消费直接也是生产。例如，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方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

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

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而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

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

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1.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他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与此相应，就生产方面来说，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他起初当做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

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1.直接的统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生产的消费。消费的生产。2.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3.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不仅直接是生产；生产也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也不仅是生产的目的。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中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

他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

生产与分配

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资本，作为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形式，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他们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分配方式。他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

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

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行，是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离开生产很远，似乎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

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

在所有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因此，虽然这种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

最后，交换和流通

既然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铜消费一方的中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

第一，很明显，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只要产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在这个限度内，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第三、所谓实业家之间的交换，不仅从他的组织方面看完全决定于生产，而且本身也是生产活动。只有在最后阶段上，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交换才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旁，与生产莫不相干。

但是，1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结果，也就没有交换；2私人交换以私人生产为前提；3交换的广度、深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统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者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本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

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

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凌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

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现面前。

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分发展，只是出现在他们解体的时期，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他的充分的力量。

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势，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

亚当·斯密大大的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即使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

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

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能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

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他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为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

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

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的在科学上也绝不是把他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有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

4.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例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的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人感到愉快吗？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也分不开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

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资本论》第一卷

第一版序言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除了现代的灾难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现在的统治阶级撇开其较高尚的动机不说，他们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们除掉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

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任何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第二版跋

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最后的绝对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势，他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另一派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

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绝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 商品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

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是有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交换价值好像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

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形式。

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转化为这第三种东西。

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同。

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他们剩下来的只是同一个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他们的生产商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可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

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做尺度。

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

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的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的变动。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是这样。例如空气等。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

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

由自己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由自己产品是使用价值来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劳动，我们简称为有用劳动。

各种使用价值和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

可见，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活动。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活动就不能作为商品相互对立。

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

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劳动并不是他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如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作为价值，上衣和麻布是有相同实体的物，是同种劳动的客观表现。

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缝和织只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两种不同的形式。

正如在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中，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差别被抽取一样，在表现为这些价值的劳动中，劳动的有用形式及缝和织的区别也被抽去了。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是有一定目的的生产活动同步和纱结合，而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不过是同种劳动的凝结。

因此，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物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

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

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使用价值可能同时下降。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

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他自然不在能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是不同的。

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着的《***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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